海关统计出口价未含税 中石化称说法误导舆论

[16]与权力回归社会的进程相适应，法律的社会化进程开始加速发展，相当部分法律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也逐渐转归社会。

二是将责任追究从法院系统的内部追究延伸至宪法体制层面。公正价值可具化为独立—专业—责任的要素体系，分别依托不同制度依次实现。

在制度结构上，围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展开的责任制改革的工作重点不应是追责，而应是作为责任前提和基础的审判权职责界分，即以责任来祛除职权独立行使的外在干扰。在宪法体制中，审判机关以裁判纠纷为职责，以公正为目标价值，以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为制度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专业的司法技艺，将事先制定的法律无偏私地适用到双方的权利义务判断及其再分配上，定纷止争。在这个意义上，审判责任制改革的制度导向很明确，即强化对审判过程实质化、裁判结果与审判过程关联的约束。如果能够推广，这一机制完全可以适用于司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消除涉诉涉法信访的体制性道路。

审判责任制和宪法体制下的监督体系主要是针对审判行为，但是司法腐败与行为失当是表里关系，司法腐败一定影响裁判，但并非全然直接反映在审判行为中。十八大以来，法院改革一直围绕审判资源配置（员额制和司法人员队伍专业化）、审判职权运行体制（去地方化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和审判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等体制机制问题展开，是进入体制层面的全面系统改革。[23]人的组织化和社会化随着社会分工和科技的发展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既然如此，如果以社会发展为纵向坐标，以法律概念中的强制性为横向坐标，观察法律概念的发展，将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轨迹？ 在法理学思想发展的早期，人们习惯于从被粗糙理解的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视角观察、分析法律现象，这样，对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实现的期待，使人们寄希望于‘制裁，也因此，人们深信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是在法的内容、法的制定、法的运行中，社会性、人民性增强。[34]现实社会中，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有时呈现出互为消长的关系，在日本，硬法规范的最小化，似乎增强了社会的内聚力，离开了这种特殊的社会内聚力，无论是声誉受损还是受人排斥，都将无关紧要。最后，作为非正式规范的软法规则对国家制定法发挥着事实上的影响力。

尽管在那时并没有国家暴力机关来强制实施社会规范中对人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二是相对独立于国家法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自律规范，在某些领域逐渐取代或补充国家法。

即使没有法律，或者法律没有效力，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会抑制自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35][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社会规范本来是外部的力量对个人的约束，但一个人的这种外部约束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变成个人的习惯，成为内在的行为规范。[7]他还以为：并非任何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普遍的命令，即强制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才具有法律的性质。

[8]并且在后来的各种法理学理论中，强制力的观念大致成为分析法律本质特征的基本出发点。此时，团体成员就面临着如何选择行为的问题。权力的社会化 软法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法，责任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亦是软法研究中尤为值得探索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为了和睦共处，成员个人要作出部分牺牲。

所以，权威可以成为引导成员承担软法责任的力量。[20] 二、软法规范的社会化属性 现实社会中存在多元的治理结构，诉诸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并非解决外部性冲突的唯一手段。

另一方面，个体的行为也介入社会生活，发展社会关系系统，对已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念进行再生产和再创造。法律的社会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社会化的法律经历了长期的演化，演化的内容表现在法律的诸多方面，本文在此主要讨论法律的社会化中法律意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变化。

由于无法过多地依靠法律得到保护，而且对司法裁决的可预知性差，日本人只好紧密地团结成各种联系紧密的群体，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直到今天，国家法律所具有诸多局限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譬如，极端的形式主义、高昂的诉讼费用、拖拉数年的诉讼程序、投诉无门、法律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19]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实现软法规范的责任，可以通过教育，培育集体意识，或者营造一种环境来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以延续和加强群体的凝聚力，来促使群体成员主动承担软法规范为其设定的责任。[13]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16]郭道晖：《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在接连18次的试验中，由知情的试验参与者首先回答问题，其中前两次回答的答案是正确的，余下的16次中，有12次知情者都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以此观察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对象会作出怎样的回答。[2]张友琴主编：《社会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只有当社会经济或技术变革的过程静止时，法律才可能完备。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复杂，社会合作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行动模式。

[5]比如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倡导者阿奎那(St. T. Aquinas)主张：法律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是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但是，在群体结构中，非理性是不可杜绝的。

法律真实存在于人类心理中，并由特殊的心理过程构成，所以，法的经验理论应该构建于心理学基础之上。既然法律通常被涉及为要长期适用于大量的对象，并且要涵盖大量迥然不同的条件，那么它必然是不完备的。[6]近代英国分析法学者奥斯丁(J. Austin)断言：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换言之，每个术语都像其他术语一样具有同样的含义。对人们产生负面影响小的制度优于产生负面影响大的制度。

[36]Richard Posner, 1997，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No.2，pp 365-369. Robert Ellickson, 1991，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张维迎：《法律与社会规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有时这种社会制裁能产生比国家制定法更加严厉的效果。

偏好或许利己，或许利他，或许二者兼有，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个人为其利益而相互争夺，人们会偷窃，或者粗心驾车，或者谋杀，或者说谎，除非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反对盗窃、过失、谋杀和欺诈行为的威慑。[1]即，社会化是社会把一个自然人转化成被社会所接受的社会人的过程。

括号内文字为笔者的补充说明。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社会化问题不同于社会学中所研究的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规范的习得，此处的法律的社会化术语以法律本身为观察对象，研究的是法律在不断适应人的社会化对社会规范的需求中不断演进的过程。

[21]参见张建伟：《国家转型与治理的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价法律经济学》，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15][英] 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37]所以，在变革风起云涌的时期，软法规范的有效性比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的硬法的实效就相对要低。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软法规范的实施效果，大部分取决于其与隐藏其后的活法相吻合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软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程度。

他认为国际法以及有些国内法律规范并不像传统法学家所定义的那样，与强制有关。[5]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

在对照组的试验中，全部试验参与者都由不知情的试验对象组成，结果答案的错误率只有1%。布莱克法律辞典中对Soft Law这个词条也有所解释，认为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Soft Law:1. Collectively, rules that are neither strictly binding nor completely lacking in legal significance.2. Lntl law.Guidelines ，policy declarations, or codes of conduct that set standards of conduct but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See Black s Law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即软法一是指那些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但又非完全缺乏法律意义的规则。

这是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依赖的结果。可能在于其制裁方式——不依赖国家强制力而依靠社会强制力实现软法责任。